智慧城市的脆弱性及其综合应对

城市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智慧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方向。智慧城市在为我们提供更为安全、便利、高效生活的同时，日益呈现出新的风险性、脆弱性。智慧城市的脆弱性是城市社会受到信息技术的不确定、无序因素威胁时，表现出的不强韧状态。理解智慧城市的脆弱性需要正确认知智能科技应用范围受限、智能资源分配不均、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失衡等问题。智慧城市设计与运行的片面、公众对于城市问题认知的滞后、公共领域干预方式的不周全，是造成智慧城市脆弱性的主要原因。因此，抵御智慧城市的脆弱性，迫切需要对城市社会关系进行综合调整，深化公众对于智慧城市脆弱性的认知、科学制定智慧城市抗脆弱计划、系统提升公众的抗脆弱能力。

城市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智能化是城市发展的方向。智慧城市是基于物联网等高新技术的高智能城市。一方面，抵御风险是城市生成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智慧城市的推进提升了城市的综合品质、运行效率，提高了城市的抗风险能力；人们日益把城市视为一种以信息、空间等文明为基础的智能型城市，为了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而不断进行理念创新、技术研发、治理变革。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也使城市面临新的脆弱性。城市基础设施、交通、服务等系统的智能化，给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带来了新的、以高智能为基础的脆弱性，使城市运行生态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之间呈现不协调等特征。在充分发挥智慧城市积极作用的同时，反思智慧城市脆弱性的问题实质、生成原因、应对策略，对于建构更为合理的智慧城市，保持城市发展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智慧城市脆弱性的本质与问题

智慧城市是一种基于现代科技的新型城市形态，是具有高效性、适用性、可持续性的理想型城市。目前，构建智慧城市被视为缓解“大城市病”的良药，智慧城市被诸多国家视为未来城市的发展目标。2017年，欧洲许多城市纷纷启动“构建智慧城市”计划。巴塞罗那被规划为一个“改善整个社会公民生活质量”的智慧城市；米兰市政府提出“城市再生”计划，旨在通过向公众提供有效、可访问的智能工具，优化城市资源配置、创造美好生活；维也纳市政府则试图系统、深入地构建智慧城市，以整体性的视角进行“城市全面创新”，为居民提供“最佳生活状态”。

营建智慧城市，对于推进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智慧城市是指：充分利用电子物联网等新技术改造和提升城市品质的一类城市。实质上，智慧城市是一种将数字信息技术嵌入所有城市功能的城市样态，是人们通过新技术研发，实现生产与生活方式智能化、精细化和动态化的实践形式。一方面，以“智慧”为核心理念的城市样貌和社会秩序，为信息技术更迭、知识创新、智能成果的量产提供了现实土壤；另一方面，智慧城市的多维发展推进了城市社会关系的优化、治理体制的变革。智慧城市的内容是多样的，包括城市建筑群、交通体系、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社会治理体制等。其中，不同主体、自然生态间具有相关性、共同性、协调性，同时也存在多样性、异质性和对抗性。

智慧城市是依托于现代科技建造的人工复杂系统，系统内的诸要素之间存在不可控的连锁反应，极易引发整个系统的脆弱性。塔勒布将脆弱性定义为：当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突破临界值时，某一系统能够从该种具有极度波动性环境中生存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将脆弱性理解为：系统对于外在环境中不断增加的压力源、波动性不敏感及无法适应的状态。智慧城市的脆弱性指：城市系统受到信息科技的不确定、随机和无序等因素威胁时，表现出不适应、不强韧的状态。智慧城市是基于自然生态而建造的人工干预智慧系统，具有可变性、脆弱性。当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干预与改变超越了自然生态的可变限度时，智慧城市会面临自然生态危机；当智慧城市的发展突破了社会体系所能承受的限度时，城市就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方面显露脆弱性。脆弱的城市具有不可持续发展的特质，且无法积极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具体而言，智慧城市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智能科技应用范围受限。信息技术是智慧城市的底色，企业在垄断信息技术的同时，也缩小了智能产品的应用与推广范围。在智慧城市中，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目标，并享有自主经营权和选择权。这意味着企业生产的智能产品在应用与推广时，具有选择性与指向性。智能科技的优势效应通常仅作用于某些私人领域，而非整个城市的经济领域。譬如，针对城市建筑物能源供给不足问题，IBM中国香港分公司拟定“智能建筑”计划，试图通过在建筑物中搭建智能传感器和动态能源网络，来提升能源使用率。然而，该计划的受众仅为已支付特定服务费的建筑物开发商，并非整个城市建筑群的业主。同时，由该计划产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仅属于IBM公司的客户。一方面，企业作为城市经济主体，在新技术应用和推广方面，具有天然的目的性与选择性；另一方面，城市建筑空间分布的差异化和间隔化，使人工智能和信息网络等技术的应用不具备连续性和普适性。这表明，在智慧城市中，存在智能产品应用与推广范围小、社会主体间利益的失衡等问题。

其二，智能资源分配不均。在智慧城市中，智能资源分布不均、智能资源公共性与共享性明显不足。在城市建筑中，智能干预措施通常仅改善了办公空间的环境，而非居民住宅；同时，由于缺乏提升人们住房质量的创新性智能战略规划，居民住房状况呈现两极化发展态势：少数高档住宅配有智能家居设备，多数普通住宅仅配有基本生活设施。智能资源分配不均，挤压了城市居民的利益空间，未给饱受住房问题困扰的居民带来福祉。易言之，一方面，智能科技产品自身价格过高、普适度低、民众接受度不高；同时，经济收益高的智能产品，也多服务于少数特定人群，而非普通公众。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多由私人开发商负责，开发商以最大化发挥项目的商业价值为目标，并未过多关注公众利益及智能资源的公共价值。智能资源分配不均本质上是“智能资源非民主化”问题。

其三，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失衡。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相互生成、相互作用。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极易破坏城市生态系统的固有格局、造成城市社会与自然生态的非良性发展。地理思想史学者杰弗里·马丁认为：人类自身“受到他们周围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作为周围环境变化中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件的影响。在所有这些复杂联系和相互交织中作为标记存在的事情和事件，构成了所谓的人与环境的系统”。智慧城市是人类科技与自然地理相互影响的一种关系性、综合性存在。当今世界城市、人类科技、自然生态深度嵌入、相互依存，三者协调发展，是智慧城市建设之根本。IBM公司在制定“智能建筑”计划时，当地环境局并未参与；计划实施中，项目方也未全面了解本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更未进行任何形式的环境影响评估。而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具有同一性，两者关系的失衡，是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的直接体现，也是智慧城市日益呈现出脆弱性的真实写照。 

二、智慧城市脆弱性的深层成因

智慧城市是一种信息技术与各种社会关系并存的综合性存在。一方面，智慧城市是道路、建筑、通信环境等物质要素的聚合；另一方面，智慧城市是以人为主导的、涵盖城市政治、经济体制、治理体系等内容的关系性存在。智慧城市的发展是人类作用下的社会关系、科技文明、生态文明相互交织、融合的动态过程。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曾对人类文明和生态系统的关系有过如下表述：“还有人类另一个层面的经验值得历史学家们注意，即我们与构成地球的生态系统的所有其他有机物的相遇和冲突。”智慧城市的脆弱性实质上源于人的行为，是一种人在改造自然生态过程中所引致的对人自身不利的结果。

智慧城市的脆弱性具有属人本质，是在变更人、自然、科技三者关系中的产物。智慧城市一直与风险、不确定等脆弱性因素相伴而生、相互推动。现实中，人们大多忽视了智能技术、生态系统、信息数据的复杂性、关联性和不确定性，缺乏对城市问题的有效认知；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智慧城市的设计与运行相对片面、对于公共领域的干预方式不周全。以上因素降低了公众的抗脆弱能力，不利于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反思智慧城市建设，造成其脆弱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智慧城市设计与运行的短极。英国学者马克·迪金从人、自然、科技三个维度阐释了智慧城市的内涵，认为：“智慧城市将各种电子和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社区和城市；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改变本地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将此类信息通信技术嵌入政府系统；将智慧城市的应用区域化，使通信技术和人们相结合，进而加速技术创新和知识更新”。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城市设计与运行模式，智慧城市力图调适与改变社会成员、自然环境、信息技术三者的关系，这种改变涉及“人-自然-科技”关系的各个方面。一方面，三者关系的改变，使人们生活品质产生质的飞跃，也为城市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新动能；另一方面，三者关系的改变也聚积着潜在的风险，甚至会使风险不断扩大化，最终导致智慧城市系统脆弱性加大。智慧城市的营建是一个变更“人-自然-科技”关系的综合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三者的关系相互依存。而人、自然、科技关系的异化造成城市设计与运行的片面及不合理，最终导致智慧城市系统出现波动性、非强韧性。

其二，公众对于城市问题认知的滞后。首先，公众对于智能科技的认知相对片面。目前，公众对智能科技的运行态势有了相当的了解，但仍未达到规律性把握的程度；公众对物联网、数字科技、大数据分析等现代科技的认识也处于初级阶段。其次，公众对智慧城市脆弱性的认知存在局限性。智慧城市的内在运行规律存在很大的可变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公众试图通过人工智能、数字媒体等手段认知、掌握智慧城市的运行规律，但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公众对于科技产品的安全性、信息数据的可信度、智能社区的科学性、智慧城市发展趋势的认知也相对狭隘。再者，公众对智慧城市抗脆弱能力的认知较为滞后。抗脆弱能力是社会主体在脆弱环境中不断成长的一种抗逆力。在智慧城市中，公众尚不充分了解智能科技对自然生态、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结果；与此同时，对于相关抗脆弱能力的认知，也处于萌芽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公众对于城市问题的认知度与智慧城市的抗脆弱能力正相关。然而，公众对于城市问题的认知存在局限性、片面性、滞后性，这是导致智慧城市脆弱性的重要认识论原因。

其三，公共领域干预方式的不周全。智慧城市是由人类智慧、集体智慧、人工智能等诸多要素构成的有机体。“城市的‘智慧’是数字电信网络（神经），无处不在的嵌入式智能系统（大脑），传感器和标签（感觉器官）以及软件（知识和认知能力）的有效的组合。”城市的“智慧”与人类行为既有共通性，也存在差异性。借助数学模型输出的准确、可预测性结果，可以生产城市的“智慧”产品；与之不同，通过构建可信度参数高的模型，并不能输出准确的、确定的公共政策预测结果。在智慧城市的营建过程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包括预测、研判阶段，并以达到某个预测结果为导向。制定具有前瞻性、全局性及准确预测性的公共政策是决策者的基本目标，然而，智慧城市自身具有波动性、不确定性。基于此，决策者难以制定稳定、科学、高效的智慧城市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倘若政策的内容存在不稳定因素，那么政策施行者在处理公共事务时，也会缺乏一定的前瞻性和时效性。因此，公共领域的干预方式不周全，不仅会降低智慧城市系统的适应性、转型能力，也会使智慧城市偏离发展目标、无法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发展需求，引发智慧城市的波动性、脆弱性。

三、智慧城市脆弱性的合理应对

智慧城市是一种将数字信息技术嵌入所有城市功能的城市形态，其运行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人工干预、人工处理。在某种程度上，智慧城市可被视为一种全面的人工社会，它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人工智能、人为设计等人工系统的持续作用。人工系统中的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引致智慧城市体系的动荡不安。因此，防范智慧城市的脆弱性、提升公众抗脆弱能力，需要对人与信息科技、自然生态的关系进行综合调整。具体言之：

第一，深化公众对于智慧城市脆弱性的认知。公众对于城市的构成、人与城市关系的认知走向成熟有一个过程，对智慧城市的认知亦是如此。理解智慧城市的脆弱性，需要一种与智慧城市本身属性相契合的思维方式。智慧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是人、自然、科技等诸多要素的聚合，其中充斥着难以察觉的相互依赖关系和非线性反应。人造的系统往往会引发失控的连锁反应，它会减少甚至消除可预测性，并导致特大事件。脆弱性和抗脆弱能力是同一波谱上的不同波段，两者相互作用、相互转换。在一定程度上，脆弱性的增加会提升人们的抗脆弱能力，使人们从脆弱性中获益、并且不断成长和壮大。在面对由信息技术引发的一系列具有风险性、波动性、不透明性的事件时，公众需要正确认知脆弱性和抗脆弱能力的关系，采取科学的、具有预测性的应对举措，进而提升抵御脆弱性的能力，使城市从发展的波动中受益。

智慧城市作为一个复杂有机体，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有层次和等级的。智能建筑、智能网络、智能医疗、智能基础设施、智能交通、智能治理等都是构成智慧城市的子单元。在抵御脆弱性的初级阶段，各个子单元间存在相互竞争，子单元因应激反应而产生抗逆力，进而抵御城市风险；在抵御脆弱性的高级阶段，抗脆弱能力低的子单元通过自我牺牲、完成利益输送，其它子单元从该过程中汲取抵御风险的经验，并得以幸存。那些幸存子单元的特征改良了集合体，使得集合体整体的抗脆弱能力得以提升。在智慧城市中，一些信息技术从研发、应用到退出市场，是优胜劣汰法则作用下的自然过程，该过程却为其他技术的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使智慧城市整体具有更强的抗脆弱能力。

在智慧城市中，科学的抗脆弱计划实质是公众对于发展智慧城市的共同愿景。共同愿景是人们基于某一历史时刻、可用资源，经过广泛采纳计划参与者意见与建议后，描绘的一种精准且对未来具有某种倾向性的图景。实现人们对于智慧城市的共同愿景需提升抗脆弱计划的可行性、计划预测结果的科学性。换言之，一个可行的、存在科学预测结果的计划有助于增进智慧城市的抗脆弱能力。一方面，应细致分析智能经济、智能交通、智能网络、智能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对城市问题将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科学预测；另一方面，要合理调适“人-自然-科技”三者在智慧城市中的关系、积极发挥社会主体参与能动性，增进抗脆弱计划的可信度和可行性。

第三，系统提升公众的抗脆弱能力。智慧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尝试与创新的过程，一个只能在不断尝试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过程。在全面提升抗脆弱能力的过程中，需要形成抵御脆弱性的社会凝聚力、协调并整合各方利益。一方面，推进公众抗脆弱能力的全面、系统发展，社会凝聚力不可或缺。社会凝聚力不应被理解为社会“和谐”的固有状态，而应被视作存在于城市中应对风险、危机等不确定因素的社会整合力。另一方面，全面协调并整合各方利益。智慧城市是一种系统性和整体性存在，涉及人、自然、科技的关系及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统观智慧城市的营建过程，我们不难发现：通过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能够提高道路等有形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进而支持庞大的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健康发展；通过开放式创新流程和公众电子化参与，能够促使公众有效地参与城市治理和公共决策；通过构建智慧城市、提升公众的学习、适应和创新能力，能够使公众更高效、快速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无论是智能设施的完善，还是公众抗脆弱能力的提升，都涉及多方关系的协调及利益的整合。因此，增强智慧城市的抗脆弱能力，需要调整“人-自然-科技”的关系；同时，要从系统性、整体性视角对城市社会主体的各方利益进行优化与整合。